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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再平:40年经济改革三大法宝
发布:2018-11-13 14:39:00

导语:杨再平,现任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经济学博士,先后在央行、原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协会工作数十载,亲历并见证了中国金融业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

 

40年改革开放值得肯定总结的很多。就经济改革而言,最值得肯定总结的有三,即市场经济、混合经济、开放经济。这三者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可称其为经济改革的三大法宝。我今天的发言就围绕这三大法宝来展开。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毋须讳言,按照马列主义经典论述,社会主义是不能搞市场经济的。最经典如恩格斯语录:“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进而如列宁语录: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而“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地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经过“战时共产主义经济”的挫折,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理论”:“理论上,不一定要把国家垄断了解为从社会主义看来是最好的东西。”利用商品交换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必要的。但直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始终认为,利用商品交换只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权宜之计,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了,还是要消灭的。

 

在我国,上述理论作为正统理论一直沿袭到改革开放初期,以至于不容任何质疑与修正。如孙冶那样的经济学泰斗,只是坚持认为,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只要生产还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部类进行,商品流通就会发生,价值规律就仍要起作用,而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受到迫害,“文革”中又被带上镣铐关进监狱达7年之久。


这个结还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给解开的。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就明确提出: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冲破了“左”的意识形态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的“左”的藩篱。1987年2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在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正是在小平理论的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鲜明地指出应当坚决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我清晰地记得那年10月21日,武汉下了一场大雪。一大早,我们几个研究生还在桂园宿舍睡大觉(周日),我们的导师曾启贤教授从珞珈山那边赶来使劲敲我们的门,一开门就见他兴奋地说:你们听了昨晚三中全会的广播没?中央终于明确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这是因为,此前老人家一直在论述:“应当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也就是说,客观地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他的学术观点相当程度被中央决定肯定采纳,所以那种高兴劲儿!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指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首次明确“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宪法》第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写进中国的宪法。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明确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元素。


中国经济改革前后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与教训证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之所以日益被摈弃,根本原因在于其无法解决复杂多变的经济体系运行所必需的有效信息与动力。而市场经济之所以日益被肯定,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所包含的经济体系运行所必需的信息与动力相对而言更为有效,所以其在解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这三个基本经济问题或资源配置上更为有效。其实市场机制还有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如马克思《资本论》就有言:“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克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同任何别的商品交换,哪怕这个商品生得比马立托奈斯还丑。” 被称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其实就是经济系统的自组织原理或规律,遵循它,受益多多,违背它,必受惩罚。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宝贵之处。

 

从单纯公有到混合经济


全社会经济所有制成份的单纯公有,是改革开放前的追求。我们这个岁数的人都记得当年张春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中有一段有关所有制的文字:“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什么叫“完全解决”?百分之百公有且全民所有。


正是在这种理论统治下,改革开放以前,非公有成份经济被赶尽杀绝。残留的个体经济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或“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的东西”,属于被逐步消灭的对象。到1978年,城镇个体工商业者仅剩15万人,且大多被迫转入“地下”,以不合法的身份存在。


1978 年3 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全国工商局长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为了方便群众生活并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城镇恢复和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这是允许个体经济适当发展的早期政策信号。此后,在农村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又陆续出台了一些允许个体经济适当发展的政策。1981 年7 月,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还明确个体经营户在必要时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请一至两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者有特别技艺的,可以带两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


城乡个体经济经过几年发展,部分个体经营户积累了一定资本,逐渐扩大了经营规模,要求突破雇工7 人的限制,事实上也大大突破了这个限制。马克思《资本论》有关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家转化的“从量变到质变”的数量界限为8人,因此,可否允许雇工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存在,成为当时争论的焦点。面对这种新情况,1983年,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提出:对超过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发展。”直到1985年初,中央文件还指出:“目前雇请工人超过规定人数的企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及时办理登记发证工作,加强管理。”在“三不政策”的默许下,私营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指出:“私营经济是存在雇用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必然同占优势的公有制经济相联系,并受公有制经济的巨大影响。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1988年4月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宪法第11条增加了如下内容:“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邓小平南巡之后,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发展。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重申“补充论”,再次肯定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地位,廓清了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思想混乱,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同时也掀起了民营经济发展的新高潮。

 

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指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继续鼓励、引导,使其健康发展。”至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地位上升到“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


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指出,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005年2月2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两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同时还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管、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和政策协调等七个方面提出了三十六条具体意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至此,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体系中,混合经济已然正统。


但最近又不时冒出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这引起了最高领导的高度关注。首先是刘鹤副总理力挺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就是支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而是习近平总书记一锤定音:


“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把握时代大势,坚定发展信心,心无旁骛创新创造,踏踏实实办好企业,合力开创民营经济更加美好的明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混合经济中的公有经济,尤其国有经济,在市场机制失效的自然垄断、社会公共或公益性非竞争领域独具优势; 而民营或非公经济,由于其“归属清晰、权责明确、激励相容”,天然为市场经济之微观活基础。前者更多用于追求社会公平目标,后者更多用于增进经济效益目标,二者缺一不可。公有与非公有经济并存并循“竞争中性”原则,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由此形成充满活力的混合经济,正如本人的博士导师、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的“八宝饭理论”所比喻的:结构好、味道好,所以宝贵。

 

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


改革开放前,正统意识形态对对外开放的批判可谓充满杀气。这从张春桥1976年发表于《红旗》杂志的《中国人为什么必须反对洋奴哲学》可见一斑:“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一时,祟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


这种意识形态背景下的经济当然也就只能是封闭经济。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才206.4亿美元,世界排名第32位;全年签订外资引进协议金额才78亿美元;外汇储备仅为1.67亿美元。


从1980年开始,我国先后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1984年确定了上海、天津、北海、湛江、广州、福州、宁波、南通、连云港、青岛、威海、烟台、大连、秦皇岛等14个城市为沿海开放城市。后来开辟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环渤海地区等沿海经济开放区。1991年新增上海浦东为经济开放区。最终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对外开放的大格局。


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经济全面对外开放的里程碑。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用“一个时代的结束”来形容那一历史性时刻。此后,中国对外开放全面深化,各主要行业国门大开,不仅请进来,而且走出去,不到20年时间,我国经济可谓全方位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


设立自由贸易区则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的新突破。从2013年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到海南自贸区设立,我国自贸区增加到12个。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开启新型全球化运动。到目前已经有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贸易额达5万亿美元,投资达700亿美元。就连美国智库发表的专题报告也认为:从全球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成为一种新型全球化运动的领导者。


至此,我们不妨晒晒我国对外开放的成绩单:2017年,我国对外货物贸易总额4万多亿美元,排世界第一;外汇储备3万多亿美元,排世界第一,且比第二的日本多出近2万亿美元;2018年6月末,我国对外净资产17402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一;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以1583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8万亿美元,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今年上半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逆势增长6%,总额超过7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


在今年的博鳌论坛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在扩大开放方面,中国将采取系列重大举措,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被外界誉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宣言。


对外开放何以如此重要?邓小平理论早有答案: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我们的老祖宗吃过闭关自守的苦头,我们吃过这个苦头。鉴于过去的教训,我们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


回头看,上述三大法宝每一件都来之不易;往前看,这三大法宝之于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仍然至关重要,只有继续坚守并发扬光大这三大法宝,才可能赢得更加美好的经济社会发展。


来源:中国企业家思想-梅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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